到昭平中学读书认识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江得琪老师。那是很偶然的，1961年中考，昭平中学高中部只招收一个班，名额是42人，我们北陀有6位同学考上，即邱怀钦、邱少初、刘茂玉、邱秀英、李景伟和我。我们高兴的心情自不待言。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消息，说昭平中学开学提前了，要我们提前去报到，于是我们六位同学取道马江搭电船去昭平。当时我有个叔叔在电船工作，我们认为买船票可靠，谁知到了马江，要乘船的人太多，船不敢靠岸，叔叔通知我们到涧背上船，然而上了船后，船长说超载太多，不能开船，一定要动员部分乘客下船，我因叔叔的关系留下了，其他几位同学不得不步行去学校。船在当天晚上到达昭平，吃过饭后叔叔带我去学校，去到现在农业局门前，见到一位矮矮的人，叔叔向他打听有无此事，他说他是昭平中学的老师，没有提前开学的事，害我们虚惊一场。
　　这个矮个子的老师，就是江老师，而且他就是我们高七班的第一任班主任，兼上化学。江老师身材确实矮小，看来不到一米六的个子，班上最调皮、个子最小的同学林树球，常悄悄站到江老师背后，挤眉弄眼地和他比高矮。江老师人虽矮小，但工作非常负责，抓班级工作也很有办法，常常来到教室、宿舍和我们谈心聊天。他是贺县客家人，和我们讲客家话的同学就更多了几分亲切感。江老师平易近人，双眼总是笑眯眯的，脸上永远挂着慈祥的笑容。他做什么事情都从容淡定，胸有成竹，很少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。一次我因为一时头脑发热，就一位老师对我的公开批评写了份大字报，题目叫“请看庐山真面目”，并把它贴到中厅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江老师知道后，马上找我去谈话，和颜悦色地询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静静听我述说，最后才语重心长地开导我，说我有不同看法可以反映，但不宜采取这种过激的方式，一事当前不能意气用事，要多考虑老师的威信，要懂得尊重老师。末了，还要我去当面向老师道歉。江老师就用这种谆谆善诱的方法，带出了一个好班。江老师的课也上得很好，他的教态自然，板书清楚，实验准备充分，批改作业及时，对学生严格要求。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课。
江老师上了我们两年化学课，做了两年班主任，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。1987年春节后，我们在县城工作的十多位同学给他拜年，谈起当年的学习情景，江老师眉飞色舞，异常高兴。1989年6月江老师病重住院期间，我们也结伴去看望他，几天后他撤手人间，我们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。江老师去世时年仅69岁。
 
　　庞理广老师
　　和江老师比较，上语文的庞理广老师称得上身材魁伟了。庞老师喜欢打篮球，还能拉小提琴，尤喜欢读书学习。从第三册开始，庞老师就上我们的语文，直到高中毕业。庞老师读书多，讲课生动有趣，旁征博引，引喻贴切，感染力很强。他尤重作文教学，为了教我们作文，他还常常写下水文章，然后贴到墙上供我们欣赏。我读初中时是非常怕写作文的，每遇作文课便咬笔头，内心发怵，好久写不出一行字，写不到几行，就停下笔，数数有多少字，大概挤够百五、六十个字便交卷了。上了高中后，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。听一些老师说，作文无他法，只要多读多写就行了。于是我不断读课外书，长篇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，但奇怪得很，作文水平仍无多大提高。庞老师接班后，找我谈话，建议我从看短篇文章开始，多读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，说这类文章结构较简单，主题鲜明，容易把握。我照老师的话去做，读赵树理、周立波、马烽等的短篇小说，读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等的散文，作文好像也有些话说了。有次老师以“我的一天”为题布置作文，此前我刚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《我的一天》，受其启发，我也以读报为线索写了篇作文。当时正是加勒比海危机的时候，我从读报入手，把世界大事融入文中，时而中国，时而古巴，浮想联翩，写得很顺手。后来庞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这篇作文。他读得有腔有调，有板有眼，抑扬顿挫，情感饱满。作文本是平常的，然而经他一朗读，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同学听后，交头接耳，这是谁的作文？当时没有谁会想到是我的。由于老师的引导和鼓励，我对作文的兴趣大大提高，畏惧作文的心理便越来越少。如果说我以后的作文还能做到文从字顺，有点内容，不能不归功于庞老师的教诲。
　　高考落榜后，我到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，庞老师仍然不断写信或打电话给我，鼓励我要认真读书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放弃对理想的追求。我是一直很感激他的。庞老师于1981年调回玉林老家，在玉林一中任教。1989年12月底我到玉林市参加“广西农村人才学术讨论会”，曾和高十班的肖继升同学去看望过庞老师。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当时我看到老师很吃惊，他的头发白了不少，面孔消瘦，气色大不如前了，环视他的房间，又使我们难过。客厅里只有一张书桌，破的，桌面有两个热水瓶，空的，老师要倒水给我们，也倒不出。一只电饭煲孤零零地摆在墙角下，矮矮的小圆桌上，摆着两三只碗，老师刚吃过饭，碗筷还来不及收拾。厅子本来不大，因为没有什么家具，仍显得空旷冷清。坐在厅里可以同时看到三个房间的摆设，每个房间都有一张简陋的床，房间的摆设零乱没有生气。老师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式样，布料平常，脚上是旧式皮鞋。看到这一切，我黯然神伤，一个教了几十年书桃李已遍天下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的生活还是这样简朴，甚至有点近乎寒酸。
　　值得欣慰的是，老师的谈吐仍很健，声音还是那样洪亮，吐词还是那样不紧不慢清楚有力。我们互叙别后的经历，共同怀念当年的师生情谊，当年的种种趣事。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前的国内外大事，老师仍似当年，身无分文，心怀天下，对当前的形势有分析，有综合，很有见地。我们谈罗马尼亚的局势，谈齐奥塞斯库的悲剧，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、破裂。讲到党风、民风的腐败，又表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。问到他的教学工作，庞老师说他现在上高一两个班的语文，工作量比在昭平时多得多了，但他仍然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
那天我们一谈就是两个钟头。离别时，老师一直送我们到校门口。我们走出很远了，他还站在门口，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。那次一别，一晃又将近二十年了，也不知老师的近况如何。
 
　　钟展明老师
　　钟老师1965年6月到桂江游泳，不幸被河水吞没，他离开我们已40多年了。他去世时不到30岁，尚未结婚，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。为此我们高七、高八班部分同学，在1989年清明节为他立了块墓碑，此后，每年的清明节，或清明后，我们都会相约去给钟老师扫墓，把坟头四周的杂草铲去，然后点上几柱香，献上一束鲜花，默默地向他三鞠躬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有时回到县城，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，也会提出到钟老师的坟前坐坐，给他的坟培上几把土。祭扫完毕，我们都会坐在碑前的草地上，你一言我一语地勾画着钟老师的音容笑貌。
钟老师是广东省五华县人，1963年秋从首府南宁调到昭平中学任教，其时他只有20来岁，正是风华正茂、踌躇满志的时候。钟老师很注重仪表，他热天一身洁白的衬衣，冷天西装革履，乌黑的头发总是梳理得光洁明亮，显得风度翩翩。钟老师烟瘾很大，但他进教室前总不忘把燃着的烟卷扔掉，然后扯扯衣服，扶扶眼镜，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。在课堂上他严肃、端庄，不苟言笑，而且才思敏捷，博闻强记，善于启发。数学是门令多数同学头痛的功课，钟老师却把它讲得深入浅出、趣味横生。一次他连上两节课，一口气讲了9道历年的高考题，条理清楚，分析透彻，我竟全记住了。我们那么多同学爱上数学，数学成绩那样好，都是与钟老师的精心教学分不开的。
　　那年给钟老师立碑时，我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，钟老师是广西师范学院的高材生，毕业后在南宁市的一所高校教书，1963年下放到昭平，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。钟老师身上虽然有那么沉重的包袱，可是在行动上又总是那样乐观，那样潇洒。他认真上课，认真批改作业。他总是平等待人，从来不以老师自居，我们在一起常常把他当作朋友。我们一起打球，一起唱歌，一起游泳，一起爬山。他的真诚，他的善良，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。
钟老师和我们相处不到两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，一举一动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他的乐观，他的自信，他的装束，他的学识，确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，确实给我们这座山区中学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气！可惜就是这么一个朝气蓬勃之人，竟不慎溺于桂江，令我们悲痛不已！
 
　　吴金华老师
　　1985年8月24日晚上，我们知道吴金华老师即将离开昭平，调回广东老家工作，于是我和黎能生、潘伯坚几位同学一起去看望吴老师。
　　吴老师是广东丰顺县人，1960年分到昭平中学任教，1963年下半年接任我们高七班班主任，并上我们的代数和几何。他温文尔雅，讲话清晰而低沉，我们从没见他训斥过哪个同学，也没见过他在班上发脾气。我们高七班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都是当时学校的先进班，这与吴老师的善于管理是分不开的。吴老师到昭平中学26年了，为昭平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　　那天，我们就坐在吴老师房前的小院子里聊天，虽然是露天而坐，但没有风，天气仍是很热的，我们的内心更热。20多年来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促膝谈心，看来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谈心了，因为吴老师第二天就要回老家工作。想到离别在即，我们的心情很沉重，也感到这次聚会的难得和可贵。我们谈以往的师生之谊，也谈现在的教学情况，谈昭平的变化，谈祖国的发展，话语就像汩汩的山泉，无休无止，情切切意绵绵，不知不觉就十点半了，考虑到老师第二天要上路，我们不得不告辞了。
　　离别时，吴老师坚持要送我们到校门口。门口那条路虽然铺上了水泥，但下面的路基，却有吴老师带领我们高七班劳动时流下的汗水；路旁的桉树虽然高入云天了，但它当日娇小的身上却有我们的手痕……啊，过去了，一切过去了，吴老师当年教我们时正值青春年华，现在头上已添华发，面上也刻下了岁月的沧桑。吴老师对昭平是充满感情的，但是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任何人也难以抵御对家乡的眷恋。他五十多岁了，是应该回家乡去看看，为家乡尽点余热了。吴老师拉得一手好二胡，那悠扬尖细的二胡声常常使我驻足细听，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那悦耳的声音了；他讲课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徐，似清清的山泉，然而今后却很难听到这潺潺的话语声了。想到这些，眼眶不觉盈满了泪水，再见，吴老师，这一别也许是几年、十几年，也许就是永别，谁知道呢！
 
　　林碧钧老师
　　我在1996年3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林老师的：去年今日我们为林碧钧支书退休举行座谈会，会上老师们纷纷发言，赞扬老师的高尚师德，缅怀老师对学校作出的宝贵贡献；今年今日，我们昭平中学的全体老师却集中县医院为林支书开悼念大会。去年的情景犹历历在目，发言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，然而林老师却静静地躺在棺材里，接受老师们对她的默哀和三鞠躬！真正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啊！
　　林老师是1962年秋季分到我们学校工作的，当时她大学刚毕业，二十来岁，身材苗条，热情活泼，气质高雅，给我们这个山区中学带来了一股清新活跃的气息。第二年她开始上我们高七班的化学。她吐词清晰，讲课生动，加上模样漂亮，气韵清纯，同学们都喜欢听她的课。1964年7月林老师和何润鸿老师带我们去贺县芳林中学参加高考，班车才到走马，大部分同学便开始晕车，少数几个还吐了，一个个同学脸青青的。林老师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振奋大家的精神，便领着我们唱歌，我们唱《毕业歌》、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、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，唱了一支又一支，歌声嘹亮，豪情满怀，汽车在欢快的歌声中急速前进，不知不觉就去到了芳林中学。
　　后来我调到昭平中学，我们成了领导班子里的人，她是支部书记，又是我们的老师，我对她是非常敬重的。林老师到昭平工作转眼就过了三十多年，去年春节我和她一起去慰问退休的教职工，她不无伤感地说，明年春节就轮到你们来慰问我了。我听了心酸酸的，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当年那个年青漂亮的林老师也要退休了。老师的身体一直都很好，元宵节晚上还去跳舞，但后半夜便得了急病，一送入医院便昏迷不醒直至去世。昨天下午叶校长、何洪、赞观、荫莉、国麟和我赶到医院时，她的头已用白布盖上，叶永康医师见我们到了，用手掀开白布，我们最后看了老师一眼：她双眼紧闭脸色蜡黄，已经静静地永远地睡着了。
　　我看着林老师的遗像，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老师穿着黑裙子给我们上课的美丽形象，想起我们在黄浦江边的合影，想起我们在北海海滩拾贝壳的欢笑声，想起她在支部大会上的一次次讲话……下午两点，林老师的灵柩远去了，今晚她就要长眠在荒山野岭之下了，我的眼眶又一次涌上了泪水。
 
　　英语老师 
　　英语是一门难学的功课，同时也不被当时的人所重视，缺乏学英语的氛围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，这门最难学的功课，我们却摊到了两位最好的英语老师。高一第一学期时，教我们英语的是冯懿兰老师。冯老师在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，但英语课也上得很好。那时女老师极少，我入学近十年，她是第一位给我上课的女老师，所以印象极深。她肌肤微丰，身材健美，容貌端庄，气质高雅，态度从容，在课堂上，她时而双手撑着讲台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深情地向学生讲着，有时反身板书，那字迹一如她的容貌异常端庄秀丽，有时左手拿着课本，右手放在背后，在课桌间来回踱步，边走边讲，那银铃般的声音娓娓动人，听她上课是一种高雅的享受。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，1962年春节回家探亲，新学期开学很久了，还没见她的影子，我们天天打听她的消息，盼她来上课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年春她的右派帽子脱了，她结了婚，便不再回昭平了。后来又听说她去了美国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冯老师可好？
　　冯老师走后，1962年下半年来了个卓汉明老师接上英语。卓老师原在北京海关工作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他的英语课更让我们大开眼界。他那流利的英语，娴熟的教学手法，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。他想了很多办法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，比如第一次把录音机带进教室，那时还没有现成的录音带，都是他自己朗读课文，录制后拿到教室播放。他有事外出，就请别的老师代他放录音机，这种新鲜的教法，让我们产生了浓浓的兴趣，他还给我们订阅英语辅导资料，当时别的科目都没有这方面的辅导丛书，不像现在这样，各种辅导资料普天盖地而来，学生的书桌内外全塞满各科资料。他的英语作业也多，反复强调多读多写，还指导我们阅读英语简易读物，这些做法都大大提高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。由于卓老师的执着和认真，同学们的英语成绩大步提高，1964年高七班同学参加高考，考进大学的13人中，就有3人是英语专业的，第二年高八班有16人考上大学，又有4人是英语专业的，其中的杨师兰还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。高考英语成绩这样好与卓老师的努力分不开。文革结束后，卓老师又回到学校继续教英语，他仍然是埋头教学，兢兢业业，使昭平的英语高考成绩继续保持在地区领先的势头。由于他的出色工作，不久他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，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，之后调梧州师专任教。1997年12月他病重时，邱少初、李赞观和我，还有高九班的黎发宗，专程去八步探看他。
　　那时卓老师得病已有两个多月，他的病来得突然，而且发现后诊断即为肝癌，这是不治之症。我们从电话中知道老师的病是越来越沉重，但重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还是想象不出来，那天见了，我才大吃一惊：他的头发全白了，右眼已失明，脸色苍白，从房间出来，已很疲乏，一坐下就要火炉，肚子已腹水，看去圆鼓鼓的，他要把胸前衣服的拉链拉上，也费了好长时间。看到这个样子，一股悲凉辛酸涌上心头。往昔那个谈笑风生，红光满面，笑声朗朗的老师，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虚弱了？
　　卓老师坐下后，见到我们很高兴，说这几天身体一下虚弱了许多，浑身疲乏，吃不下，睡不好。但他的话还是很多，讲一会，喘息一下，接着又说。他说，他在昭平工作了23年，受了很多苦，也为昭平人民做了一些好事，尤其培养出了不少好学生，他感到很欣慰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他在病中还在着手英语口语的翻译，准备把这份一万多个单词的口语整理成书。我们听了很受感动，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，想的还是事业，还是对后人的教育。这种精神真正是高尚的。卓老师还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又怕累着他，我们只好依依告别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。我们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老师握手，最后一次听老师的谈吐了。我的心酸酸的，步子沉沉的。果然过不久，卓老师便去世了。 
　　

　　何润鸿老师
　　在初中时我对物理还是蛮有兴趣的，到了高一年级听老师讲自由落体运动，讲匀加速运动，讲力的方向与计算，简直是一头雾水，摸不着边际越学越害怕。到了高二由何润鸿老师上物理，我恐惧的心理仍未减，有一次物理考试竟得了59分。这是上中学以来唯一的一次不及格，给我的震动极大。此后还以“五十九分”为题写了一篇作文，写了自己的自责、后悔和决心，这篇作文后来还登在第一期校刊《向阳花》上。何老师知道我其他功课都很好，唯独物理考不及格，便找我谈心，帮我分析存在的问题，告诉我学习物理的一些方法，要我克服畏难心理，反复鼓励我树立信心，迎头赶上。
　　不久学校举行忆苦思甜大会。那是一个雨后的晚上，空气凉爽，清甜，会场设在办公楼前。墙上拉起了一幅天蓝色的幕布，两旁贴着对联：“革命先烈为争取人类解放英勇牺牲堪称为中华民族好儿女，青年一代为实现革命理想发奋读书立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”。对联中间挂着刘胡兰和雷锋的画像。在忆苦会上，何润鸿老师讲了自己的血泪家史。
　　何老师老家原在广东顺德，一家六口，解放前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父亲在一家资本家的工厂做工，被折磨死了。母亲帮地主养蚕，他在家照顾弟妹。为了生活，母亲不得不把弟妹卖给别人。日本鬼子进村后，一家人逃难来到梧州市。到梧州不久，母亲又去世了，他寄居姐姐家，姐姐节衣缩食供他断断续续读到高小毕业。解放后人民政府保送他读完大学。何老师讲到辛酸处，便有点泣不成声，我们听了眼眶也湿润了。何老师苦难的家史，重激起我学习物理的兴趣，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物理学好，不能辜负老师的期望，要对得起这位从苦水中泡大的老师。我的物理成绩慢慢有了提高，后来终于顺利通过了毕业考。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我一直没见过何老师。1984年我调上昭平四中工作，才知道何老师又回到了母校任教，便有了交谈的机会。但第二年他又举家调回了梧州。2004年暑假我去梧州，在返回的班车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他说何老师正在医院治病我们是否去看看老师？当时班车已开动，我想看望老师的机会还多着呢，便没有下车。谁知过不久，就听说何老师去世了，真让我后悔不已。
　　高中三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有不少，因篇幅关系不一一细举。师生萍踪飘泊，天各一方，再聚何年？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但一想到老师当年的辛勤教学，内心便有一种感激，一种敬慕之情。人世间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最恒久、最纯洁的莫过于师生情谊。老师们以自身的榜样激励我们，以丰富的知识武装我们，师长如高山，如春水，如兰桂之香感染着我们，让我们终身受益。天道无穷，师道也是无穷的，我们都没有忘记，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，曾经有过众多老师的提携和帮助，有过老师们的心血和汗水。有一首歌这样唱着：“请让我亲吻着你的名字，请让我铭记着你的善良。”是的，我会这样的，我们高七班的全体同学也会这样的！
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7年4月2日